从2013年4月中央批示启动智库顶层设计算起，中国智库快速发展已有8年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的《2019全球智库索引报告》中报告美国智库1871家，印度和中国分别是509家和507家，若按南京大学《2020 CTTI来源智库年度成果征集》，中国智库数量已达941家，可算世界智库大国了。可是中国智库的数量与其发挥的作用相比，社会大众总还是有些失配的感觉。这大概就是业内学者所称正逢“七年之痒”，此时省思中国智库建设中的知行合一，对其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
本文主要从中美智库发展理念和实践出发，对比中美智库发展的异同，深入讨论中国智库治理问题，为中国智库建设如何做到知行合一，提供建设性意见。
中美智库理念对比
1、中美评议评选智库成果的差异
美国对科技成果的认定标准主要是看在不同级别的专业期刊上的发表情况和学术界同行的公认程度，评奖也大多由民间专业学会之类组织进行，政府不参与，对人文科学的成果的认定更是淡化得多，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鲜有评奖的情况。智库研究属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范畴，几乎没有对智库成果评选评奖。
可以这样理解：其一，智库研究报告的价值常常具有较大的时间滞后性，无论对决策者产生什么影响，都很难立即判断，需要等待实践验证。其二，智库研究报告成果是一个广泛的民主参与过程，上到决策者，下到民间智者，参与评议评定的人群如此广泛，难以组织有公信力的评议机构。仅仅由智库业内同行组织评奖就会形成一个封闭的自己跟自己玩的小圈子。其三，智库研究报告的结论涉及不同人群所代表的不同利益，评定指标相对较软，观点立场分散，标准难以统一。
总之，美国智库似乎不认可智库成果评选会的科学性和积极作用。
中国智库研究报告评选出的成果数量不少，其中“批示崇拜”现象比较盛行，领导人对智库研究报告做出的批示，常被当作成果转化成功的标准，并视领导人行政级别而判定成果大小。实际上暂不说批示的内容是什么，先说不同领导对相同报告的认知不一样，同一领导在不同时期的认知也不一样，而且领导的批示往往是机密，就算是百分之百采纳了智库意见，也会变成官方语言，以红头文件、行政规章、法规法律的形式公布予以实施，不可能像学术文章列出参考文献那样列出有贡献的智库名单。
不少业内外人士已经觉察到很多智库成果水分较多，同质化严重，能否得到决策者的关注都是个问题，更不用说发挥启民的作用了。
2、中美评价排名智库的理念差异
美国对智库评价排名似乎表现出一种漠然置之和不屑一顾的态度，全国仅仅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小组在研究评价全球智库及排名，其智库排名结果在美国政学两界都不像在中国这样被热捧。
原因似乎可以这样解读：一是从学术上看，方法很难标准化和科学化，参评人员很难有代表性和满足样本数量统计要求，因而评价排名的公信力、权威性不高。二是在吸引运营资金上看，美国社会对智库运营的资金投入和政府部门对产品的采购，基本上取决于对智库研究报告的兴趣，不会参照某个机构的评价排名。于是智库大都将注意力放在智库思想创新上，并不关注智库排名。
中国对智库排名表现出较高的热度，追捧推崇智库综合排名、顶级智库排名、最值得关注智库、最佳政府智库、杰出政策研究智库、最佳国际经济政策智库、最佳国际事务智库、智库大数据影响力排名……此外还有对美国宾大《全球智库（索引）年度报告》名称的中文翻译问题上，译者将原文中的 index（索引）一词省去，看起来像个智库研究报告的效果，为自诩“智库中的智库”提供了包装。其实该报告最大价值仅仅是提供了智库索引信息而已。
智库评价对规范行业操行和提高产品质量有一定意义，评价应该是一种绝对指标的常模化考评，重在评价智库研究报告的质量，评价不等同于排名。如果评价机构过多，评价名目过滥，评价频率过快，则极易失去评价的原本意义，将智库导向庸俗浮华和记功取利的歧途。
3、中美建设智库联盟理念差异
美国结社没有主管部门，比较普遍比较随意。
在美国各行各业的学会、协会和联盟很多，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行业多如牛毛，这些都是纯民间组织，政府不管，也管不了。在智库领域，业内没有“智库学家”“智库咨询师 / 分析师”之类的专业技术职称，这大概是没有成立智库学会、“智库咨询师”协会等的原因。同时由于智库产品没有经济市场性质，智库同行之间没有资源交换互助合作的基础，没有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没有抢占市场的目的。这大概成为没有智库行业协会、智库联盟之类团体会员机构的原因。虽然美国有名为某某联盟的智库，但那只是个别智库挂出的一个牌子名称而已，实质上并不是多家智库的联盟。
中国近年来，建立智库行业联盟的呼声出现。
行业联盟属于行业社团，是一种行业间沟通、监督、公正、自律、协调的非政府组织。中国社会团体常见有4种：学术性学会、职业性协会、行业性协会和联合性结盟。其中行业性协会侧重行业信息交流、行业发展规划、行业自律协调、共同权益维护等。联盟则侧重进行互补性资源交换，共担风险、共享利益，获得长期市场竞争和垄断优势。企业联盟可既有同行间的联盟，也有产业链的上下游联盟。
中国智库在走向现代化时，不是不可以创新国际上没有的东西，但是要提出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述。
中国智库的治理
近些年不少学者在智库热潮中将中国智库治理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了。
1、智库国际化的起点
中国智库国际化已成为中国智库现代化建设中的努力方向，但是国际化理念似乎不太清晰。
业内有观点认为智库的国际化是人才国际化、语言国际化、知识结构国际化、交流和传播方式国际化等。的确，这都是智库国际化的一些内容，但是归根结底，智库首先要思想多元化，在研究选题、视野视角、方法理念和分析问题思维上，更多的是从世界看中国，这才能触摸到现代智库的前沿，才是智库国际化的起点。
2、智库研究去功利化
人类的生产和商业行为免不了功利性，计算成本、注重实际效益和经济效果，但在科学领域，功利性容易导致急功近利和科学作伪行为。
功利主义行为的诱惑主要来自不切实际的倡导与考核机制。一般来说，自上而下推行的大干快上项目，在基础环境条件不具备，上不去还要硬上时，结果就极易诱发功利主义思潮。
智库研究格调应该是报忧而非报喜，谏言而非谄言，即便有获得决策者青睐的意愿，也不应有揣摩迎合决策者意旨的行为。目前不少智库研究报告呈现出低水平、同质化的现象，背后原因少不了功利主义作祟。由于中国智库运行模式的特色，功利主义一时难除，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尽量减少智库报告的成果认定和评奖。
3、智库研究去非科学化
智库高速发展建设中，智库文章中出现了一些非科学的东西。所谓非科学一般指那些不同于科学或者没有按照科学范式的认识方式去认识事物，靠直觉、简单、偶然的观察，主观臆测，模糊概念，事实错误，任意联系，以及不合逻辑的归纳等推出的结论判断，例如，如果单纯将网络监测结果作为民意调查结果，就可能会导致其他客观真实民意被忽略。尽管非科学不都是伪科学，其结论判断中也有正确的，但更多更普遍的情况是错误的。
智库研究初始，应该站在对基本事实的全面认识的起点，接受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是智库研究的必经之路。
4、智库研究去泡沫化
智库文章每年数以十万计，内容明显偏向于那些专业性极强，数据密级很高，远非专业智库所能涉及的宏观经济、外交关系、发展规划等“高大上”问题，且不乏高谈阔论，较少给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其结论在若干年内难以证实或证伪，例如说中国将在2049年建成世界留学中心。
业内已有学者认为“中国智库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泡沫化、低水平传播等倾向”。近年来，智库业内确实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
中国智库的泡沫现象主要表现在智库主线产品的产量上，涉及针对当前政策，以问题导向进行实证研究、制定前瞻性政策棋谱、提出针砭和修正政策的报告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智库的运作经费大多是上级财政拨款，不少研究项目是命题作文，交差了事。
2019年各类智库成果142900多项，如果其中10%的智库成果具有深厚的创新思想，能够转化成有价值的政策建议并为决策者所吸纳，国家治理软实力将会极大提升。根据南京大学《2020 CTTI来源智库年度成果征集》，国内163家智库申报的成果类型中，咨询建议已经超过30%。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智库成果中“十四五规划”类占88%，智库建设类占12%。不管这些咨询建议是走一步看一步，还是走一步看两步、三步，是否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创新性和前瞻性，总比空泛的智库建设工作经验报告进了一大步。
对智库的研究、评价和排名机构过多也对智库泡沫化有推动作用。中国发表过研究评价智库报告的机构有十几家，而全球智库最发达的美国，其评价智库的团队只有麦甘团队比较知名，尽管没有确凿数据，推论全世界评价排名智库的机构总数之和不及中国的数量可能不为过。
结语
审视中国智库建设中的知行关系，有以下几个值得担忧的状况：第一，宣传诠释政策的多，评估修正政策的少；第二，研究发展规划的多，探讨改革治理的少；第三，研究宏观问题的多，研究微观问题的少。如果智库研究停留在“纸上谈兵”，智库的实战能力就将会发生进行性萎缩。
此外，智库业内常常听不到圈外人对智库的负面评价，有人调侃：智库业呈现新“三自一包”现象，“自我封闭，自我欣赏，自我膨胀，包领导满意”。但智库应该有气量地坚守我们的“三保持”精神 — Keep hungry，Keep foolish，Keep communication（保持求知若饥，保持虚心若愚，保持交流沟通）。
朋友若在任何时候所有观点都保持一致，就会失去了君子之交的思想价值。同理，智库若时时揣摩决策者意志，那也就违背了智库伦理，失去了智库的思想价值。中国智库处于现代智库的初级阶段，量大不等于强大，重量不等于质量，也不等于力量，智库高速发展应与智库治理并行。
智库治理既有包括组织结构、运营模式、运营资金、沟通渠道、人员流通等的“硬治理”，更有包括思想多元化、方法科学化和成果无功利化等的“软治理”。
（作者程宏系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志光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首发《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1期。原题目为“省思中国智库建设中的知行关系”。澎湃新闻刊发时有删节。）